1979年，北京人裴文中在小長梁遺址。大國第“中科院形象資源建設”研究團隊供圖
（神秘的科學地球uux.cn）據中國青年報客戶端（公道北）：“裴先生最使我敬佩的是他心胸開朗，他的家裴思想好像一潭清水，明澈到底，文中連其中的識豬沙粒都使你看得清清楚楚。”
這是牙鹿裴文中的至交賈蘭坡對其作出的評價。
作為我國著名的骨到骨史前考古學、古生物學家，發現裴文中先生的頭蓋傳奇人生更是讓人津津樂道、神往久之。北京人
名揚天下
1927年，大國第25歲的科學裴文中從北京大學地質系畢業后，到“中央地質調查所”工作。家裴次年，文中即參加北京周口店遺址的發掘工作。
他是經時任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先生推薦，才加入其中的，開始只是從事挖掘的輔助性工作。
而這對于當時的裴文中無疑是雪中送炭，“畢業后，欲教書無人聘請，欲做事又無門路可走。流落在北平，窮困已極。”這即是當年年輕的裴文中的現實處境，生活窮苦，也看不到事業的出路。
正是周口店，給他的人生打開了一扇門，通過這扇門，他的征途是星漢燦爛。
當然，這并非坦途，而是充滿了各種意想不到的艱辛。裴文中回憶當時的心境，可謂是感慨良多，自己從地質學“跨界”參加古人類遺址考古發掘，必然面臨著知識結構的巨大鴻溝。“我在未赴周口店之時，對脊椎動物化石是什么，真是毫無所知……我第一次赴周口店之時，那是專門接洽食物而去的，接洽完畢之后，有一位工人帶我到開掘化石的地方去看。他揀一個牙，說：‘這是鹿牙’，又揀起一根小骨化石，說：‘這是鳥骨’。我真有些害怕，工人都如此程度，我可怎么辦？”
為了盡快“補課”，他手不釋卷地閱讀古生物學的各種書籍，達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有一次，他去修鞋鋪修鞋，一手拿著鞋，一手拿著書，結果到了目的地，竟然發現手里的鞋不見了。
對他而言，周口店的一切都是新鮮的。但是，對于已經從事了大量現場挖掘勞作的科學家和技工而言，大家卻都倍感怠倦。自從奧地利古生物學家斯丹斯基發掘出2顆古人類牙齒以來，周口店雖然出土了大量脊椎動物化石，但一直沒有什么有價值的古人類化石出土了。
當時周口店挖掘現場的一位負責人記錄道: “日日如此，自覺有些生厭…… 好像成了工頭一樣。”
1929年12月，因偶然的機緣，年輕的裴文中被臨時安排主持周口店遺址發掘工作。那時，因天氣寒冷，挖掘團隊很快收到了停工令，但他執意要求再堅持兩天。而正是這兩天的堅持，掀開了考古史上嶄新的一頁。
1929年12月2日，當時天色已晚，洞內漆黑，點著蠟燭發掘。賈蘭坡等的《周口店發掘記》生動追憶了當時的場景：“也許是因為天氣寒冷，或者是由于到了下工的時候，周圍是靜悄悄的，如果不是有節奏的錘鎬聲不時地傳出來，簡直不會知道有人在里面工作。可是就在這靜悄悄的氣氛里，裴文中忽然大聲叫了起來：‘這是什么？是人頭！’”
他不顧危險，吊著一根繩子親自下到洞里，反復查看比對，連夜清理化石。當天晚上，即基本確認了發掘出來的化石是古人類化石，即向時任地質調查所所長的翁文灝先生發出電報。電報使用了極為簡短而謹慎的文字——“頃得一頭骨，極完整，頗似人”。
這封考古史上震驚中外的電報，記錄下北京猿人第一個頭骨化石的發現，也成為中國古人類學發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這塊頭蓋骨化石的出土，為我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的搭建起了一個相對完整的框架，翻開了人類學研究史上的全新一頁。而裴文中的人生也因此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一名普通的青年考古工作者，成為名揚天下的考古學家。
翁文灝先生作為其伯樂、知己、領導者以及觀察者，對此作出了頗為中肯的評價，“這五六年中裴先生既在山上實地采掘，又在室內專心研究，從不識豬牙鹿骨之人，一變而成為古生物專家，世界學者莫不聞知他的大名，這是需要如何分量的努力用功，方能到此境地。”
滿頭皆白
全面抗戰爆發后，北京人頭蓋骨化石在戰亂之中神秘失蹤了。
為了保護周口店遺址和化石，裴文中可謂是傾盡心血，忍辱負重，每月僅僅領取價值20斤玉米面的月薪，沒有被日本侵略者的威逼利誘擊敗。
1941年，日本安排人員準備成立周口店調查所，在周口店繼續開掘，反復向當年參與發掘的學者追問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的下落。裴文中以未經手此事作答。他在北大地質系講課，但凡提到東北時，均稱之為“東三省”，從不提什么所謂“滿洲國”，以表明他堅持民族氣節、不承認日偽傀儡政權。因此，裴文中被日偽視為“私通八路”的反日分子。
1944年，日本憲兵隊逮捕了裴先生，再次逼問化石去向。在一次審訊中，他不堪凌辱，與日本的審判人員對打起來。日本審判人員惱羞成怒，不停給裴文中灌涼水與辣椒水，并以所謂“頑固不化”的罪名決定判他15年徒刑。
日本審判人員還故意問，“判得重不重？服不服？”裴文中大義凜然作答：“太輕了，按你們的邏輯就該槍斃！徒刑就徒刑，槍斃就槍斃，何必啰嗦！”對方又假惺惺地問：“你把我們看錯了，現在我們就放你回去，你還抗日不抗日？”他不顧性命，義正詞嚴地回答：“要我不抗日只有一個條件，就是日本人退出中國去。只要日本人占領中國的地方，殺中國人，（那么）是中國人就要抗日！”
由于裴文中在全世界學術界具有極高知名度，日寇迫于社會壓力，在關押他36天之后，只得予以釋放。裴先生出獄的時候，已經滿頭皆白了。
后來，他的學生在裴文中家中，偶然看到一張裴文中岀獄時的照片：一身白衣，瘦瘦的身軀，頂著一頭白發，倔強而堅強。裴文中回憶這段往事，則笑著說：“伍子胥過文昭關，不也一夜須發皆白嘛!”
壯行西北
抗戰結束之后，裴文中率領西北地質調查隊，于1947年在甘肅渭水流域、西漢水流域、洮河流域及蘭州附近開展了3個月調查試掘，發現了天水西山坪、武山石嶺下遺址等眾多史前遺址，1948年又在甘肅河西走廊和青海湟水流域以及青海湖附近開展了3個月的考古調查。
這次西北之行可以說是險象環生。那時正處于戰爭時期，西北情況極其復雜，軍閥割據，土匪橫行。在這種情況下從事科學考察的危險可想而知。
裴文中先生則充分展示了其豐富的人生經驗和生活閱歷，與三教九流打交道，只為安全順利開展科學考察工作。
據李有恒先生回憶，裴文中帶隊發掘一處墓葬，請來幾個當地民工挖土方。有一天，竟然挖出了隨葬的金飾品。那時，賈蘭坡先生還比較年輕，看到出土的金飾品，大聲說，“啊！這是金子！”民工們都露出羨慕怪異的目光，這些人來源復雜，周圍都是荒山野嶺，甚至還有盜賊出沒，情況非常危險。
裴文中先生立即板起面孔問：“你好好看看，這是金子嗎？”賈蘭坡馬上反應過來，改口道：“我看錯了，這哪里是什么金子，這是銅做的呀！怎么這么像金子呢？”就這樣，緊張焦急的氣氛一下子緩和下來了。
通過西北考察的調查發掘，裴文中提出大量具有真知灼見的學術觀點，比如1948年《燕京學報》第34期發表《臨洮臨夏附近史前人類遺址調查簡報》，指出“洮河流域之彩陶，與渭河上游彩陶文化鼎盛時期之彩陶，頗有相似之處，然就紋飾而言，亦不無少別，故吾人恒以馬家窯式彩陶稱之”，為馬家窯文化的最終命名奠定了基礎。
慷慨無私
裴文中先生一生省吃儉用，過著極為簡樸的生活，卻把積蓄都花在了購買圖書、標本等事情上。但為了考古事業，為了學生，他多次慷慨捐獻出自己的平生收藏。
1940年，他在燕京大學講授史前考古學期間，為了讓學生開闊眼界，親自籌建了一個小型自然歷史博物館，名曰“史前陳列館”。全部展品均由其個人籌集。其中，有很多是他在國外購買、搜集的極為珍貴的典型舊石器遺存。
裴文中對新中國博物館事業也作出了巨大貢獻。1951年，他受命籌建中央自然博物館籌備處，也就是現在的北京自然博物館的前身，他四處奔走，廢寢忘食，在標本征集方面，還把自己在野外挖掘的化石也獻給籌備處。其中兩件完整而珍貴的恐鳥和鴯鹋化石骨架，是新西蘭奧克蘭自然歷史博物館為了表彰裴文中在科學上的杰出貢獻而贈送給他的，他也毫不吝惜，毅然捐給了籌備處。
北大教授呂遵諤回憶了當年裴文中贈送珍藏的往事：那是1954年初，在裴文中先生辦公室召開了一次教學研究組會議上，裴文中突然提出將他個人珍藏的專業圖書和實物標本贈送北京大學考古系，作為教學和科學研究之用。這一突如其來的宣布，讓大家驚愕、興奮和喜悅。第二天，呂遵諤和另一位年輕人帶著一只大木箱和一些包裝紙，蹬著三輪車來到裴文中先生的辦公室，看到圖書都已捆好，有的貼有方形紙條，上面蓋有日本憲兵隊的圓形圖章。
裴文中嘆息說：“這是日本憲兵隊抄家時抄走的，只找回這些，其他的不知去向，你們拿回去讓它們重見天日吧！”接著，他拉開標本柜的抽屜，里面竟然全是排放整齊、制作精美的石器標本，而且每件石器上都有出土地點和文化期的編號。他說，“這是我在法國留學時，省吃儉用花了不少時間收集的歐洲舊石器時代各個文化期的標本。許多都是很典型的，對教學會有幫助的，希望你們很好地利用。”
呂遵諤當場感到鼻子發酸，兩眼模糊，深深地向裴文中先生鞠了一躬，隨后蹬三輪車將這些珍貴的圖書和標本運回學校。其中，很多圖書在當時國內屬于孤本。而那些標本更是極為珍貴。
后來，有國外學者到北京大學考古系參觀，看到這批標本感到很驚訝，說想不到在中國竟有如此豐富的珍貴資料。
除此之外，早在20世紀50年代，裴文中就具有超前的博物館學思維，明確指出“博物館的保管絕不是‘看攤’，一個好的博物館保管人員應該是專家。”他多次呼吁，博物館不能沒有科學研究。這也促進了我國博物館事業的發展。
裴文中還親自審定每一份展品的標簽說明，告誡工作人員必須嚴謹細致，因為這是為國內外宣傳我國科學成就的，必須比寫自己個人的科研論文還要認真。
桃李天下
裴文中先生的學生回憶，追隨他在野外做調查時，裴先生會隨時從兜中摸出一塊石片和牙齒，問學生這是不是石器，是的話為什么是，不是的話為什么不是，動物牙齒是什么動物的，是左側上面的，還是左側下面的，是右側上面的，還是右側下面的，甚至還不斷追問，讓學生具體解答是哪一顆牙齒。
而他在平時講課時，也會經常提出問題，點名讓在場的學生作答。至于回答正確與否，他先不表態，而是讓別的學生來評論或補充，最后他再作總結。
這就是裴文中的教學特色，循循善誘、刨根問底，目的就是為了鍛煉學生的基本功和獨立思考能力。
20世紀50年代，針對當時考古人才缺乏特別是從事考古發掘研究、文物調查保護的人員缺乏的現狀，在裴文中等人的呼吁下，原文化部、教育部、中國科學院等單位同意舉辦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從1952至1955年共辦4期，學員346人。裴文中先生親自擔任班主任，親自授課和輔導田野實習，特別注重考古基本知識和田野考古技術基本功的訓練。這個訓練班的老師都是當時全國一流的，比如鄭振鐸、夏鼐、唐蘭、向達等知名學者，連當時年紀很大的故宮博物院原院長馬衡先生，也由人攙扶著親授“石鼓文”。這幾批學員結業后，大多數逐漸成長為各地考古工作和文物保護的骨干。
裴先生對待年輕人不僅是言傳，還有腳踏實地之身教。一位學生回憶當年跟他去田野考古挖掘現場的往事，那時的裴先生穿著一套洗舊了的灰色中山裝，腳上是一雙磨光了的翻毛皮鞋，手里拿著一個長柄的地質錘，看起來就像一位常在野外干活的老工人。
為了發掘方便，他就住在工地旁邊的一個小店里，泥糊的墻壁，竹板床，蚊帳也是破舊的，吃的就是小店的農家飯。有些學生都覺得難以忍受，他卻絲毫不以為意，全身心撲在發掘工作上，給學生們做了表率。更讓學生感動的是，“裴先生白天頂著太陽和大伙一塊兒在工地工作，晚上收了工，為了提高助手們的水平，還要圍著一張飯桌給大家講課。”
因此，有學者感慨道，“那些20世紀90年代從事舊石器時代考古和第四紀哺乳動物研究、年齡50歲以上者，都得到過裴文中的指導或從他那里受到教益。”
即使到了晚年，他依然致力于田野考古，為后世留下了“要把75歲當作57歲來過”的名言。在辭世前一個月，裴文中在給友人的信中，還勾畫自己下一步的考察路線：廣西柳州、浙江杭州、安徽和縣、內蒙古滿洲里。
裴文中先生為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其代表作《周口店第一地點之食肉類化石》《周口店山頂洞之文化》《周口店山頂洞之動物群》《中國猿人史要》《中國史前時期之研究》《中國猿人石器研究》等，滋養學界久矣。裴文中提出的中國舊石器時代文化的早、中、晚三期演化模式，特別是中國的中石器時代，是他首先提出的研究課題，啟發和推動古人類學界對細石器的起源、時代和分布有了更為深入的認識。
其波瀾壯闊的人生經歷和學術經歷，參與和見證了中國考古界乃至中國學術界的發展歷程，而其“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人格，正如賈蘭坡對其“明澈到底”的評價，則對學術界產生了更為深遠的影響。
有從事自然博物館事業的學者如此感言：“作為裴文中先生創立的自然博物館事業傳承者，除了紀念與尊敬，當學習先生自強不息之精神，繼承他于事業的創新與韌勁，于人生的向上與自勵，這才是他留給我們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特別鳴謝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在本文寫作過程中提供的幫助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