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維斯識別出來的舊石器時代早期東西方不同的文化區：西方手斧文化區和東方的砍砸器文化區。圖片來源：Movius H. L. (1948). The 遠古Lower Palaeolithic Cultures of Southern and Eastern Asia.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38(4)， 329-420.

舊大陸西側舊石器時代的史事實方文化序列和同時代中國南方、東南亞的向里礫石工業傳統對比。受訪者供圖
（神秘的追尋地球uux.cn報道）據中新社北京7月15日電（作者：周玉端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考古系、武漢大學長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副教授）：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曾指出，東方的歷“超百萬年的遠古文化根系，上萬年的人類文明起步”是中國的基本國情。追尋東方遠古人類文化的文化歷史事實，是史事實方中國舊石器考古學的重大使命課題，需要我們在全球的向里、歷史的追尋視野下明確探索的方向。
舊石器時代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是事實嗎？
1948年，美國哈佛大學考古學家莫維斯(H. L. Movius)在《東亞和南亞的舊石器時代早期》一文中論證了在舊石器時代早中期，亞洲東部、南部地區和西歐、非洲等地屬于兩個不同的文化區：西方是以復雜的手斧和預制石核技術為代表的“先進文化圈”，而東方是以簡單的砍砸器和石片工具為代表的“文化滯后的邊緣地區”。該表述含有濃厚的歐洲中心主義思維，后受到諸多批評。莫維斯本人也很快意識到該價值判斷的不當之處，隨后便僅僅強調東西方舊石器文化的差異，而不再提誰更先進或落后。
然而，莫維斯對東西方舊石器文化差異的宏觀觀察，很快被地圖化和簡單化了，“莫維斯線”的命名是最為直接的體現。近80年來，學術界的諸多研究在不斷反駁和修正“莫維斯線”，關注的焦點是東方有沒有手斧或“阿舍利技術”。莫維斯在1948年文章中提到，他在印尼爪哇島、緬甸和馬來西亞等地發現了手斧(Hand-axes)或“原手斧”(Proto-Hand-axes)，但是手斧的數量和比例極低，而且比阿舍利手斧更加粗糙。因此他認為，這里發現的手斧與阿舍利手斧不同，應該是本地獨立演化出的一種工具類型。加之東方缺乏西方流行的勒瓦婁哇技術，因而莫維斯認為東西方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圈和舊石器技術演化史。然而，學術界后來沒有尊重莫維斯的本意，而是做了曲解，并將其當做批評的靶子。
20世紀50年代以來，東亞和東南亞陸續發現含手斧的石器組合。考古發現讓東方手斧成為報道的關鍵詞，這引起了學術界對“莫維斯線”的持續討論：東方手斧能不能被定義為“阿舍利手斧”？實際上，回答該問題并不容易，需要歷史的、譜系的視角，不能根據個別器物的存在與否來判斷。整體而言，我們目前所知的舊石器時代東西文化差異，并沒有超出莫維斯在20世紀40年代做出的判斷。東西方舊石器文化的整體面貌和發展軌跡是非常不同的，這是最關鍵的區別。這種差異還體現在東西方廚房里的刀具中：中國人常常使用重型菜刀來處理食材，而西方人往往使用各類功能不同的輕型刀具。
在人類“走出非洲”的理論背景下，東西方的舊石器文化有無交流？
東西方在舊石器時代存在一些文化交流的證據，這種交流主要體現在單向的、來自西方的“先進技術因素”在東亞腹地的邊緣地帶被發現。比如，中國北方發現的勒瓦婁哇技術和石葉技術，較為直接地體現出距今約5萬年之后、來自歐亞大陸西部文化的影響。此時的東西方舊石器文化的相似性，在20世紀20年代就已被歐洲學者認識到。如法國舊石器考古權威步日耶，在1928年出版的《中國的舊石器時代》一書中曾經評論，寧夏水洞溝石器工業“好像處在很發達的莫斯特文化和新生的奧瑞納文化之間的半路上，或者是這兩個文化的混合物”。
對于在東方發現的手斧，有學者視其為東西方文化交流的證據，也有人將其解釋為獨立發明。討論此問題需要嚴謹的年代學和譜系學分析。如果用傳播論來解釋東亞的“阿舍利技術”，還需要更多時空上連續分布的證據，技術譜系上要符合邏輯，該技術是否在本土人群中得到接納和傳承，以及它是如何與本土文化傳統互動融合的。從世界范圍內看，阿舍利石器工業現象十分復雜，歐洲和非洲的阿舍利手斧技術可能都是獨立演化的，勒瓦婁哇技術在西歐和非洲可能被多次獨立發明，東亞的“阿舍利技術”可能也有其獨特的存在方式。
另需注意的是，人類學范式下的“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模式并不意味著能夠在文化上找到相關的證據。古人類學現象、分子生物學現象與文化現象并不是絕對對應的關系，生物學意義上的人群交流，并不一定能直接反映到文化交流上去，而不同人群可能保留著相同的石器技術。另外，文化交流是以何種形式進行的？是相對平等的，還是存在強勢文化？學術界較多關注西方“強勢文化”帶來的新技術，卻很少談東亞文化的向外輸出。
中國舊石器文化研究中還存在哪些亟需解決的重大問題？
兩個重要問題需要思考：一是中國舊石器文化的多樣性，二是中國舊石器文化對周邊地區影響。前輩學者如裴文中、張森水等先生，通過對中國舊石器材料的宏觀總結，奠定了舊石器文化序列與多樣性研究的初步基礎，但有待進一步深入。新的考古發現有井噴之勢，但幾乎沒有新的地域性文化得到正式命名。學術界主要延續使用“礫石石器工業”、“石片石器工業”或“某某技術”等術語描述相關的考古發現，而不是“某某文化”或“某某工業”。與西方的舊石器文化相比，東亞文化顯得單調。考慮到東亞具有200多萬年的人類歷史和多樣的地理環境，這里很難不形成諸多地方性文化傳統，只是這些文化傳統仍有待進一步發現和識別。
第二個問題是關于“走出中國”(Out of China)的可能性。在西方人類學范式下，學術界常常談論“走出非洲”，極少提及中國遠古文化對周邊地區的影響。在更新世氣候寒冷期，中國南方的人群可能會向更南的東南亞地區遷移，這會對東南亞的文化產生直接影響。目前至少可以將這種影響追溯到距今約4萬年前的和平文化(Hoabinhian)時期。在更晚的時代，東南亞受到更多中國南方文化和人群的影響，比如稻作農業、南島語族和青銅技術的擴散等。長期以來，東亞地區被描述為被動接受歐亞大陸西側的文化，相對缺乏本地視角下東亞人群對周邊地區影響的研究，這是今后中國舊石器考古研究中值得考慮的、具有重要現實意義的問題。
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當下，如何正確認識中國遠古人類文化的歷史事實？
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的一個重要內涵是相互尊重與平等相待。講述中國遠古人類文化的歷史事實，需要科學的學術語言對事實進行客觀描述。然而，如何描述事實卻受到研究者知識背景的約束。當人們把西方的舊石器歷史當做參考，并直接使用描述其文化歷史進程的術語時，會不可避免地陷入術語爭論。在舊大陸西側，研究者對舊石器技術歷史的敘事方式是線性的、進化的，在這個框架下，“先進的技術因素”成為焦點，比如手斧技術、勒瓦婁哇技術、石葉技術等的發明時間被不斷提前，并使之與進化的人類學范式相吻合：人類的智力不斷提升，新的人種發明新的技術，并不斷走出非洲。然而，不符合這個敘事的文化歷史，則沒有得到足夠關注。如果把西方“先進的技術因素”當做一把尺子來衡量全世界的舊石器文化，那么我們在西方之外看到的，一定是一個單調枯燥的技術世界。在這種背景下，東亞的舊石器文化可能會被簡化為西方文化影響力的末端，而難以用平等姿態去看待東亞自身獨特的歷史與道路選擇。
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卻不容易得到嚴肅的回答：中國南方礫石工業傳統中的砍砸器與非洲舊石器時代早期的砍砸器是否具有可比性？顯然，它們并非來自相同的技術文化背景。多年的研究表明：砍砸器A可能與砍砸器B/C是不同的，器物名稱之下的本質差異容易被忽視。東方即便缺乏“精美的工具”，也不代表當時的人類沒有能力制作其他復雜的工具，比如竹木工具。因此，平等地看待東西方古人類的發明創造，是研究者應有的態度；而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更新，可能是講好中國遠古人類文化故事的關鍵一步。
作者簡介：

周玉端，武漢大學歷史學院考古系副教授，中國舊石器時代考古專業委員會委員，法國－柬埔寨、法國－泰國舊石器聯合考古隊成員。博士畢業于法國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人類古生物研究所。研究領域為舊石器時代考古、石器技術、技術學理論等。出版學術論著20余篇，主要包括舊石器技術學理論，中國、柬埔寨、泰國、越南和平文化遺址研究，華南與東南亞礫石工業研究等，研究成果發表在《考古》、《L'Anthropologie》、《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Asia》等國內外著名期刊。近期主要研究中國南方與東南亞和平文化及同時代的技術－文化現象。